《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》1月12日文章，原題：誰能更好地應對特朗普——阿爾巴尼斯還是達頓？ 距離華盛頓的總統就職典禮還有一周的時間，特朗普和馬斯克的搗亂和狂野令人吃驚，他們就像兩個小學生在世界政治的糖果店里橫沖直撞。隨之而來的是對特朗普的各種反應，有人歡呼叫好，有人擔心特朗普的言論可能是認真的。
除了懇求堪培拉謹慎行事之外，我們還能做什么呢？而實際上，總理和反對黨領袖均擺出荒唐的姿態，試圖表明誰最能影響這位“瘋狂的國王”。
特朗普勝選以來，澳大利亞的反應有些奇怪：要求總理阿爾巴尼斯趕赴佛羅里達州，以獲得特朗普的重視；自信地認為澳大利亞不會成為特朗普關稅的目標；相信高成本的“奧庫斯”能存在下去，不會出現“加價”。
但是澳大利亞公眾現在目睹了一個更令人不快的場面：阿爾巴尼斯和反對黨領袖彼得·達頓在比拼誰更能應對特朗普。自從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宣布將辭職后，這種競爭愈演愈烈。因為特魯多被認為面對特朗普的嘲諷和關稅威脅顯得軟弱。
上周，阿爾巴尼斯向特朗普支持者發出了一個強硬的信息，稱他不會改變澳大利亞的對華政策，“我們相信自由貿易，而不是保護主義”。這種做法是一種“反抗”，但不是好辦法。更明智的做法是現在保持沉默，并在特朗普就職后通過私下渠道就政策進行交涉。正如與中國的粗暴對抗沒有帶來任何好處一樣，澳大利亞駐華盛頓大使館也應與國會周旋，就澳大利亞的利益以及松樹谷等基地對美國安全的重要性提出建議。否則，特朗普政府中的對華鷹派人物可能會挑戰阿爾巴尼斯的說辭，從而對堪培拉加大施壓。
這場爭論與20世紀70年代初威廉·麥克馬洪和高夫·惠特拉姆之間關于誰更適合與華盛頓打交道的交鋒如出一轍。麥克馬洪稱自己與尼克松的關系更好，但尼克松前往中國時并未告訴他或其他人，這讓麥克馬洪的說法不攻自破。而惠特拉姆后來被尼克松政府拒之門外達6個月之久，原因是華盛頓不滿惠特拉姆政府批評美國總統的越南政策。
澳大利亞要吸取的教訓是什么？警惕不符合澳大利亞國家利益的美國冒險行為，遏制中國就屬于這種冒險。
